被强行送进慰安所的女性们究竟有多悲惨？她们不仅要忍受同胞们异样的目光和指责，还常常依赖安眠药来缓解内心的痛苦，才能勉强入眠。
2007年，国内一份媒体曾发表一篇深度报道，详细讲述了三位曾被迫沦为慰安妇，遭受日军残酷侮辱的女性一生经历。正是从那时起，这些曾经遭受非人待遇的特殊群体，才逐渐被大众所知晓，她们的遭遇也彻底揭露了日军的暴行。
在报道中，名叫袁竹林的老人尤其引人关注。那时袁竹林已经离世，媒体采访了她的养女小毛。提及母亲的往事，小毛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她哽咽着说，母亲生前曾形容抗战时期的日军，残忍得如同野兽一般，毫无人性。
那么，那段历史到底有多残酷？
展开剩余89%1945年，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，日军投降撤离中国。那些曾被欺骗送入慰安所、遭受折磨的女性们，也在这时迎来了新生，摆脱了暗无天日的黑暗生活。
其中就有来自武汉的袁竹林。她回到母亲的老家，两人相依为命，日常靠帮人洗衣服和做零工，勉强维持生计。
次年，机缘巧合下，袁竹林得知有户贫困人家生了女孩无力抚养，因自己因往日的痛苦经历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便决定收养这个孩子。她把女孩抱回家，取名为小毛，一直细心抚养她长大。
2007年接受采访时，每谈及母亲的往事，小毛总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她说，母亲常讲那些日军残暴如野兽，慰安所的日子里，母亲常被殴打，后来得了严重头痛病，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勉强睡几个小时。
不仅如此，回乡后的袁竹林还遭遇了乡亲们异样的目光和不公正待遇。
刚回村时，袁竹林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，但一次村里举办的忆苦思甜大会上，她还是吐露了这段悲惨的经历。村民得知后背后指指点点，甚至有孩子当面用羞辱性的词汇嘲讽她。
1958年，村委会以她曾待过慰安所为由，吊销了她的户口和购粮证，还没收了她的房屋。随后，她被强制遣送到黑龙江参加劳动。
在黑龙江，袁竹林每日种植苞米、收割大豆。东北的寒冷刺骨，她居住的地方没有取暖设施，只能忍受饥寒交迫、孤苦无依的生活。
就这样，袁竹林在黑龙江度过了整整17年，直到农场干部看到她的困境，才帮她办理手续，允许她回到家乡武汉。
直到1998年，香港举办有关“九一八”事件的研讨会，得知袁竹林的遭遇后，主办方保钓委员会邀请袁竹林和养女小毛以游客身份参加。会上，袁竹林含泪讲述了自己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历，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人。
著名作家李碧华根据她的故事创作了小说《烟花三月》，在香港某杂志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。李碧华将稿费全部捐给大陆的“慰安妇”研究中心和台湾的“妇女基金会”，并委托他们用这笔款项帮助曾被迫害的女性。
从此，这些遭受非人待遇的慰安妇再次被带入公众视野，她们的经历也被更多人所知。
袁竹林1922年出生于武汉，是家中长女，下有两个妹妹。家境贫寒，姐妹三人被父亲送去做童养媳。15岁时，她嫁给了一名汽车司机汪某，两人感情不错。但因日军攻占武汉，丈夫被调往川渝一带，留下她与婆婆和母亲相依。
婆婆认为袁竹林无所作为，浪费粮食，逼她再嫁他人。生活所迫，她决定找工作养活自己。
1940年，袁竹林遇到一个姓张的女人，声称招收清洁工。单纯的她和其他女孩跟随张某乘船前往鄂州。没想到刚下船便被一群持刺刀的日军抓捕，强迫检查身体。拒绝配合即遭皮鞭毒打。
这时她们才明白被张某欺骗，所谓的清洁工工作其实是通往深坑的陷阱。
检查后，袁竹林和其他女孩被关进狭小的牢房，仅有一张床和一个痰盂。
第二天，她被数名日军蹂躏，才彻底明白自己陷入了多么恐怖的境地。
从此，袁竹林和同伴们沦为慰安妇，每天忍受日军的多重侮辱。
她们生活在黑暗的“慰安所”里，食物由专人分配，但常难以下咽且分量少。没有洗澡处，她们只能排队在厨房的木桶中勉强清洗。即便生理期也不能休息。
更惨的是，日军本该采取避孕措施，但对袁竹林和其他几位良家妇女，竟然放弃防护，不久袁竹林便怀孕了。
怀孕后，生活更为艰难。她曾试图与另一女子一起逃跑，但被抓回并遭到毒打，头被撞墙，导致流产和终生头痛。
正如养女小毛所说，袁竹林归家后仍旧常受头痛困扰，需依赖安眠药入睡，却最多只能睡两小时，其余时间在黑暗中独自度过。
被抓回慰安所后，她的悲惨生活继续。后来遇见一名叫西山的日本军人，被带回住所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才感受到一丝人间烟火。抗战末期，西山提议带她回日本，她拒绝，坚持回家与亲人团聚。此后两人再无联系。
袁竹林曾试图寻找西山踪迹，毫无结果。她猜测西山可能非普通军人，或许是反战者。
尽管晚年归于平静，袁竹林直到2006年去世，都未曾收到日本方面的任何道歉。
当时被抓入慰安所的女性还有很多，甚至包括外籍妇女。
2013年，湖北一家报纸报道了一位韩国女子朴娥姬的经历。她出生于韩国西南部，父母早逝，七岁被外祖母卖给大龄青年做童养媳，照顾其日常生活。该男子先天智障，生活完全依赖朴娥姬。
18岁时，朴娥姬逃到中国边境，曾在日本老板店打工，常遭虐待。某日老板称中国某地有纱厂招工，诱骗她和20余名女孩前往哈尔滨，实为慰安所。
在那里，她们受尽日军折磨，稍有不从即被皮带抽打，烟头烫皮肤。
几个月后，她们被辗转送至南京慰安所，三个月后又被运至武汉。
赴武汉途中，朴娥姬数了同行人数，发现从最初25人，现剩不到20人，失踪者大多命运凄惨。
她记得一位怀孕的韩国女孩被日军强行拖走打胎，之后再无音讯。
抵达武汉后，她们被关押在慰安所直到日军投降。趁混乱时，朴娥姬与几名女子逃脱，乘船离开。
落岸后，她遇见孝感一青年，被收留并结婚，改名毛银梅，和丈夫收养孩子，过上平凡幸福生活。
这些经历中的女性，无论是袁竹林、毛银梅，还是无数被迫进入慰安所的妇女，虽有些人后来过上了正常生活，但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抹去。
袁竹林晚年夜夜梦回慰安所的阴影；毛银梅面对采访，眼中依然流露出无言的控诉与难以磨灭的恐惧。
“慰安妇”制度是日军二战期间推行的肮脏罪行之一。后世统计，全球至少有40万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，其中中国妇女占一半以上。
这些无辜女性，直到去世都未收到日本的道歉与赔偿。
这段令人痛心的屈辱历史，永远不能被遗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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